現任總統杜達（Andrzej Duda）領導的法律與公正黨（Prawo i Sprawiedliwość，縮寫為PiS）反對墮胎和同性戀。

除了「又老又窮」，「民進黨不是高雄的老北」這類自我否定的詞彙外，韓國瑜在農產品上也將這套鬥爭模式發揮得淋漓盡致，特別是他又有北農總經理這個相得益彰的頭銜，所以對於韓粉與當時不明就裡的人來說，似乎擁有某種「訴諸權威」或「經理人角色」的說服力。韓國瑜胡扯了半天連個解決辦法都提不出來，除了他真不是研究政策的人外，他自己也擔心別人看穿他只是個瞎起哄的草包，基本上就是當北京利益的代理人。

在韓的邏輯中，所有問題都是政府無能，完全與地方派系、兩岸買辦或農民無關，因為韓某有過人的經驗，你們的問題我來幫大家處理，我會「替天行道」。2019年3月25日，韓國瑜大言不慚表示：「跟各位報告一下，目前深圳市海吉星集團，確在未來四年內向高雄市農會採購逾9億新台幣的所有農產品、及農製品」。面對香蕉產量過剩的問題，韓表示他當過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專長就是賣菜、賣水果，這次香蕉價格大崩盤，跟之前高麗菜崩盤情況一樣。只要裝出一副悲天憫人或苦民所苦的形象，那些不離不棄的韓粉的情緒就高潮迭起。仔細觀察其言行語境，不難破解韓國瑜心中的政治算計。

韓國瑜不敢譴責中共蠻橫的經濟制裁，把所有問題簡化成為「政府操弄意識形態，危言聳聽宣稱鳳梨價格下滑」，目的就是重新掀起農民與深藍群體的仇恨意識。這些操作有助於韓國瑜的政治交易籌碼，特別是在國民黨已進入主席權力的熱戰期。鄧家希也許能改變緬甸人對華人長久以來是外來者的觀念。

緬甸華人的立場必需要中立，不能過於偏向任何一邊。相較於上一輩「華人都是中國人」的觀念，新一代對於緬甸的國族認同更為強烈，反而對於祖籍國的中國則是普遍排斥甚至不滿。從緬甸歷史的角度來看，華人被提升到緬甸公民並獲得身份證，都是上一輩的老人盡量忍辱負重，從不過問政治才不會辜負上一輩的心血。由於緬甸華人大多數都不想惹麻煩，這也導致鄧家希的遺體遭到當地許多華人會館拒絕，老缅人通融把遺體停放在老緬殯儀館的佛堂舉行喪禮。

加上資源豐富的緬甸海鮮是緬甸的主要產業之一，因此緬甸人普遍認為是中國來協助軍方建立防火牆，並且進行斷網避免緬甸人民向外界求助。最好走個過場秀就行了，跟緬甸人說華人愛緬甸，緬甸人並不相信。

長期以來華人都處在沈默和中立的一群，導致緬甸人認為華人不愛國。圖為3月3日在曼德勒，Kyal Sin生前抗爭最後的身影。緬甸華人在緬甸人眼中，是特殊游走在緬甸大家庭的「本地外來者」。他表示，雖然中國官方說辭是運海鮮到緬甸，但緬甸人普遍卻質疑，示威時期並沒有外來遊客，因此緬甸人對於海鮮的需求理應很低。

其實對大部分新一代的緬甸華人而言，中國已經是個陌生的國家，緬甸華人早已認為自己是緬甸人。」 對於中國毫不關心的他，在最近緬甸關閉國際航班後，對來自中國雲南昆明的五架貨運飛機抵達仰光國際機場的事件表示憤怒。但與大馬年輕一代的華裔相似，新一代的緬甸華人對本身的身份認同有着多種看法。對於政治抗爭最好不要表明立場 ，並不是不愛國，而是無法有立場。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圖為3月3日在曼德勒，鄧家希Kyal Sin生前抗爭最後的身影。目前大多數在緬甸華人已經不認為緬甸華人是這場民主運動外人。

華人不想成為被排擠對象，也不想被共產黨謀奪私產，而事實上大部分緬甸華人是強烈反對中共的。在中國人眼裡，緬甸華人卻又是緬甸人。

他針對網路上所謂「熱愛中國或中共」的緬甸人，表示這些可能都並非緬甸人，而是外國小粉紅偽裝成緬甸人為中國洗白或向中國求助，製造中國是救世主的假象。值得一提的是：事件並沒有因此擴大到華裔與其他緬甸人之間的種族糾紛，這件事情足已證明華裔如今已被視為是緬甸的一份子，而不是滯留緬甸的中國人，與1988年時期已經有所不同。（編按：二戰已結束76年，該名受訪者可能誤將國共內戰說出二戰，國共內戰時有國軍逃入泰緬邊境，至今仍有後裔留在緬甸） 在緬甸，緬甸華人被認為是來自中國的外來者。他強調，不少中國人因為長期在緬甸經商，早已懂緬甸的生活和習慣方式，能用緬甸語來包裝自己是緬甸人。同樣的，緬甸華人也與其他華裔一樣，因為種種歷史原因，而常常陷入身份認同的困擾。突如其來的被捧上高位，對於保守派而言並非好事，因為槍打出頭鳥，尤其是身份敏感的華裔更是最容易被對付的出頭鳥。

相較於老一輩，受訪的緬甸新一代華裔雖然在政治行為上有所分歧，但對自己的國籍都有強烈的認同感。文：成安然 緬甸3%的人口為華人，而和其他國家的華裔一樣，緬甸華人也一直在出生成長的國度尋找著認同感。

另一名黄氏受訪者則補充，反共向來都是東南亞國家本土政府排華的藉口。最終，在瓦城華裔和緬族的討伐下，曼德勒雲南會館才答應開放讓鄧家希舉行葬禮。

雖然已在緬甸生活數十年，卻仍認為自己是生活在緬甸中國人。」 唯選擇明哲保身，進退自如才是上道

Lippmann（1922）在其著作《公眾輿論》中提出刻板印象（Stereotypes）的概念，他認為世界上太多複雜的事物難以一個個親身去認識，因此演變出「簡化認知」的方式了解。然而，「瑪莉亞」卻仍是現在「女性菲律賓幫傭／看護」的修辭。在這個過程之中，東方被簡單化、刻板化地被西方理解。然而，以現在來說，並非所有在台的菲律賓女性都名為「瑪莉亞」。

因此，我們很難想像低階工作的白人為瑪莉亞、從事高階工作的白人為瑪莉亞。另外，我們很難想像瑪莉亞為從事家務勞動的菲律賓男性，也困難想像瑪莉亞為高階工作的菲律賓女性，韓國瑜才因此脫口而出「瑪莉亞怎麼當老師」的話。

然而「瑪莉亞」（Maria）原本是英語系國家常用的女性名字，是如何被台灣社會連結為「菲律賓女傭」呢？首先我們從命名說起，Saussure認為語言的要素是符號（sign），而符號又分為能指（signifer）與所指（signified）兩部份，能指是語言符號本身，所指則是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能指和所指的關係並非本質存在，而是具有任意性。相反地，在近十年來，「瑪莉亞」沒有一次排進菲律賓「最常使用」女性名稱的前20名。

台灣社會對女性菲律賓人的刻板印象，是透過種族化的階級主義，將她們的國族身份固定在低階勞工上，將她們的性別身份固定在家務、照顧等再生產勞動的位置上。同時隨著1990年代，東南亞女性飄洋過海來台灣，許多來自菲律賓的女性，開始在台灣擔任家務、監護、照護工作，因此開始有了「在台的菲律賓女性」大多都稱為「瑪莉亞」的說法和既定印象。

Said（1978）在《東方主義》一書中論述，「東方」作為西方的「他者」，幫助了歐洲的自我界定和示明，「東方」和「西方」成為二元對立的存在，這兩者之間存在知識上、文化上的權力位階，西方總是凌駕於東方並試圖控制東方。前段所述的「瑪莉亞」符碼意義，便是一個用來理解台灣社會「他者化」菲律賓族群的例子，「瑪莉亞」也隱喻了我們對在台菲律賓人性別化、種族化、性別化的「刻板印象」。長期下來，人們就可能對某個族群或團體形成固定的既定印象。然而僅僅批評這些為歧視是沒有辦法改變菲律賓跨國移動工作者的弱勢處境。

能指和所指之所以能配對、形成穩定關係，乃和社會文化的約定、想像有關。確實，在全球化高速移動的社會中，文化與文化間的「邊界」會不斷受到挑戰，若「半邊陲／核心國家」一味地將「邊陲國家」在文化上「簡化」、「刻板化」，不僅強化彼此不平等的國際關係，似乎也對理解彼此無太大幫助。

而在文化層面，也期盼社會大眾願意理解移工並非臉孔一致的「瑪莉亞」，而是每一位移工都擁有豐富的故事。文：施昱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研究生） 韓國瑜在2019年3月工商協進會演講時，針對業者建議引進菲律賓英語白領人才，他卻回應「這恐怕對台灣人心理衝擊大，因為瑪莉亞怎麼變老師了」，這句話引起許多人批評其為歧視性的言論。

結語 當我們理解「瑪莉亞」背後所潛藏的文化霸權意識形態後，就可以知道「瑪莉亞怎麼當老師」其實是性別、階級、種族的多重歧視。然而隨著發展主義和資本全球自由化，「台灣」和「菲律賓」分別處於政治經濟體中「核心／半邊陲」和「邊陲」的位置。